8000万中国女性曾遭受家暴：你毁了我的一生，以“爱”之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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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：刚刚过去的11月25日，仿妆博主宇芽公开了自己被前男友家暴的经历。她在视频短片里自述，第5次遭遇暴力后决定站出来，“不想再沉默”。这天是国际消除对妇女暴力日，家暴话题因为宇芽迅速成为舆论中心。
公开报道中，来自全国妇联的一组数据呈现出家庭暴力的广泛存在：2.7亿个家庭中，约有30%的已婚女性曾遭受家暴；受害人平均要在遭遇35次家暴后，才会去报警；每年受理家暴投诉达4万至5万件。
《反家庭暴力法》2016年刚在我国施行时，立法工作者曾向公众传递过一种社会愿景，“没有任何婚姻制度可以承诺给人幸福，但应当有制度使人可以避免极端的不幸。”而在现实中，女性想要彻底摆脱家暴控制并不容易。
今年，我们记录过发生在成都的一起家暴离婚案。漫长的诉讼过程里，除了举证艰难，女方还陷入生活与精神双重损耗的困境，甚至想过撤诉，重新回到那个家庭里。像宇芽一样“不再沉默”，仅仅是她反抗的开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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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 | 极昼工作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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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 | 殷盛琳
编辑 | 王珊
2019年6月26日，四川成都成华区人民法院下发重审判决书，准许高校女教师芦苇和丈夫离婚。此时距离她被丈夫家暴至左耳膜穿孔，已过去两年。
在中国，家庭暴力广泛存在于各个隐秘的房门之内。发生在成都的这起家暴离婚案，主人公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城市新中产，丈夫实施的除了身体暴力，更多的是精神暴力和人身控制。
芦苇本以为忍受痛苦可以保护女儿，后来才发现，没有人能在漩涡中幸免。2016年，她下定决心开始这场漫长的离婚，前后经历了6次庭审、一次令人失望的判决，终于在两年后被“允许离婚”，但精神赔偿的诉求被法官驳回。她计划上诉，直到法院真正承认并补偿家暴所带来的损害为止。
对于她和女儿来说，这不仅仅是一场漫长的告别，也是两个女性彼此支持、重新成长的旅程。很难说清家庭暴力对她们的人生意味着什么，但女儿说，直面残酷就是强大的力证。
逃离
如果不是女儿在冲突中流了血，芦苇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个家的危险。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，人是有惯性的。
她大概率会像往常一样，熬到暴怒的丈夫发泄完，忍着眼泪与屈辱，把满地的玻璃碎渣打扫干净，等待黎明以及丈夫下一次的爆发。
“有一个完整的家比什么都重要”，她很多次这样想，也这么告诉女儿。
但那次不一样，他太恐怖了。2017年6月，女儿思涵结束高考，需要填报志愿来确定人生的下一站。丈夫陈志平起初没有发表什么意见，直到母女两个选好学校，他才想要掌握主导权。女儿捂住填报志愿的密码，不给他看，看了就会被重新填写，这次她想自己做决定。
陈志平发起火，他先是把桌上的陶瓷杯子砸过来，母女俩跳着脚躲开，以为忍一下就结束了，像之前的很多次那样。但他噌一下冲到芦苇面前，拽住她的头发往后扯，一巴掌扇过去。芦苇眼前一黑，觉得自己什么都听不到了。她只能尽力睁大眼睛。
思涵尖叫着跑过去抱住爸爸的大腿，却被他拎着“灌”在地上，用脚猛踹，胳膊，肚子，他不管不顾。有一瞬间，思涵以为自己要被打死了。地面上的陶瓷碎片划破手掌，血顺着流到地上。芦苇记得自己喊了一声：“血！”
思涵说，可能是刻意的，也可能是太痛苦了所以大脑自动过滤掉，她已经记不清当时的具体细节了，更多的记忆停留在受伤之后——她回房间拿起书包，跑出门，报了警。
芦苇紧跟着女儿跑出来，在去医院的出租车上，她显得手足无措，“整个人是蒙的”。思涵的左手伤口缝了三针，至今留有一道浅痕，提醒着她那天发生了什么。芦苇的伤更重，左耳鼓膜穿孔，暂时性失聪，医生说如果恢复不好可能要进行手术。
来不及缓口气，陈志平就跟了过来。警察判断这是家事，把母女俩就诊医院的位置告诉了丈夫。芦苇从检查室出来，远远看到了他在那儿站着，没有道歉，也没有询问母女两个的伤势。芦苇又惊又怕，大声质问警察：“要是他过来把我们打死了，你们负得起责任吗？”
当天下午，她们没有再回家，思涵说，她永远不会再迈进那个门了。
事情过去很久，芦苇才知道，女儿早就预料到了这场风暴并为此做好准备。
“但凡你有自主意识，你要自己做决定，我爸肯定要插手。”思涵说，自主报志愿这件事关乎自己要脱离他的控制了，按照父亲的行为逻辑，一定会暴怒。所以在此之前，她去求助了高中母校的老师，这所成都市著名的重点中学拥有丰厚的校友资源，老师为她推荐了一位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性别平等专业的学姐，她为反家暴公益组织服务。
同时，思涵在老师的指导下提前办好了银行卡，准备好“求生包”，里面装有充电宝，充电线，手电筒等。为了不引起爸爸的注意，她把东西塞进平时的书包，依然放在原处。
思涵和妈妈本来以为，逃离那个家就意味着与痛苦告别，没想到那仅仅是漫长的开端。
用芦苇的话说，这个过程太“熬人”了。丈夫一开始是纠缠，叫了很多共同的朋友来劝和，发现没用之后，他开始跟踪，威胁。
逃出家后，母女俩住在快捷酒店，思涵心里恐惧，觉得不够安全，晚上噩梦做得更凶了——高二开始，她总梦到自己被打。离家之后，她梦见他拿了刀。芦苇发现女儿更怕黑了，每次晚上出门，她总让女儿走在自己前面。
学姐为思涵提供了万淼焱律师的联系方式，她曾是著名的家暴杀夫事件“李彦案”的辩护律师，长期关注女性群体。
万淼焱建议她们去做司法鉴定。去医院那天，芦苇报了3次警：丈夫通过她的支付宝付款记录查到了她的开房信息。她先是收到丈夫发来的短信，上面是母女俩所住的酒店地址，再接着，他追踪到了酒店大堂，拍了照片发给她，要求“当面说清楚”。晚上她回酒店，又看到了丈夫那张暴怒的脸，他在跟大堂经理吵架，想知道房间号。
芦苇恐惧到浑身发抖：女儿还在酒店房间，如果他突然打她，或者演场戏，说不要抛弃爸爸，在那么多人面前，女儿怎么办？但那天，思涵因为太累早就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，没能见到他。
那是未来两年里，父女俩离得最近的一次。
芦苇开始寻找新的住所，但发现自己几乎“无路可逃”：不好意思去住同事的房子，因为不确定要住多久；如果去表妹那里，怕连累人家。此前，丈夫给表妹发去短信：
“让她尽快回家，在谁家里都会给谁带来很大的麻烦，我终究会知道是谁在庇护她，不让她改正错误，那是在坑害她。离间我们父女关系的人会很倒霉，包括任何人。”
2017年8月，芦苇母女向成都市成华区人民法院申请了“人身安全保护令”，男方被禁止在其住所或工作场所200米范围内活动。2017年11月20日，芦苇正式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。
控制与驯服
在邻居看来，芦苇夫妻是“天作之合”。女方是成都重点大学的老师，男方在外企就任高薪职位，又有一个成绩优异，乖巧懂事的女儿，还奢求什么呢？他们最初知道两人离婚打官司的消息是通过家里的保洁阿姨，那时候距离芦苇母女离开家已经快一年了，他们又去网上找来新闻，仔细对比之后才敢确定。
“那时候我还想着要不给她打个电话，劝一劝。”邻居说，隔了一个电梯间，他们从来没听到过两口子打架。
以前的房子是芦苇所在大学的单位住房，邻居大多是同事。但房门吱呀一声关上之后，里面发生了什么，只有小家庭内部的人才知道。
对思涵来说，那是一张密不通风的网。在家里，她的房门必须24小时保持打开的状态，方便他进来检查；四年级之后，她不再被允许去同学家玩，也很少有同学愿意来，爸爸的严格和控制让小朋友们害怕；做什么决定之前一定要和他商量，出门不能超过20分钟；课外书也不许看，会影响学习，只有课本和教辅资料是安全的。
每次回家坐到书桌旁，就意味着煎熬的开始。写数学和物理作业的时候，他就站在旁边看，只要是有一步跟他想得不一样就会被骂。有一回，她趴在桌子上写作业，爸爸不知道跟谁打了一个电话，挂掉后突然给了她一个耳光。“你没办法预判它，又不知道怎么躲过，就只能得过且过。”
放学铃是思涵最不喜欢的。别的同学会一起约着出去玩，她只能回家。红色汽车出现在校门口，车窗摇下来，他已经看见她了，不得不赶紧走过去。他硬要她坐在副驾驶位置上，每次系上安全带的瞬间，都像一次绑架——半小时车程，她要接受各种盘问。有时候回答不出来，她干脆等着耳光扇下来。有时候运气好，他的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，那就是“赚到了”。
为了掌握母女俩的状况，陈志平在家里安装了三个摄像头，可以直接在手机app上看到监控画面。有一次思涵放学，实在不想进入那个“牢笼”，就在小区里面转了一圈。结果刚进门就被骂了一通，“他算着时间呢”，从窗户又正好能看到马路，逃不掉的。
芦苇到现在都很难理清，自己在这场漩涡中沉沦到哪了？在成都一家茶楼见面时，她穿深蓝色连衣裙，头发一丝不苟拢在后面，说话柔声细语，典型的知识女性模样。在大学课堂上，她给200多个学生上大课，讲电子工程，讲电路原理，从不怯场。但当家里那道门一关上，她感觉自己“像个奴隶”。
自尊是一点一点被剥夺的。她的朋友来家里玩，陈志平冷着脸，招呼也不打。朋友也知趣，慢慢就疏远了。芦苇在厨房忙活，来串门的同事就跟进来帮忙，要么是陈志平，要么是小孩奶奶，总要来厨房笑眯眯地看一圈，却什么也不做，“他是怕我跟别人说什么”。
丈夫掌控着家里的钱，每月芦苇的工资到账，要给他看短信，收支要有记录，直到丈夫同意，她才开通了支付宝。
除夕夜，丈夫请了朋友到家里来做客，芦苇做好饭端上桌，丈夫不干了，要吃“七里香村鸭”，让她马上去买。不能不去，不然免不了一场怒骂。丈夫骂人从来不分场合，很多次，当着朋友的面对她颐指气使。她默默听着不敢吭声，不然回家又是一阵折腾。自己没关系，她更怕丈夫把气撒在女儿身上。
有一次丈夫想把家里的狗狗放到副驾驶，甚至把她中途赶下车。“我过的是什么日子，我还是人吗？”
谈话间隙，成都下起暴雨，茶室里迅速晦暗下来，她把身体缩在沙发深处，显得更加瘦弱，眼睛看向窗外的一片浓郁，空气里浸润着湿嗒嗒的味道。
过会儿，有些发颤的声音传来，她说，丈夫每次暴怒，都会摔东西。凳子，水壶，玻璃杯，书——他不考虑后果，只是发泄。芦苇尽量不大声叫喊，怕在隔壁的女儿害怕，更怕别人听到羞耻。或许是记忆有偏差，也或许是她不愿承认，芦苇说，房间隔音效果很好，女儿绝对听不到。
“那墙隔音那么差，怎么可能听不到？”思涵说，每次爸爸打骂妈妈，她都知道。一开始很恐惧，后来次数多了，就习惯了。
对芦苇来说，打这场离婚官司太难了。之前的小区距离法院只有几百米，但她从来没有想过，自己这辈子要进出法院那么多次。她越来越胆怯，遇见什么难处理的关系，她第一个念头就是躲过去，和别人闹矛盾，如果化解不开，她就避免再见面。但现在，她必须要面对一切。
2018年春天，第一次庭审，芦苇和律师在法院电梯里遇到了陈志平，他换了发型，穿着耐克鞋和裤子，好像瘦了一点。大概二十平米的法庭上，她和丈夫的距离只有几米远，但她不敢和他有眼神接触，心里发毛。庭审中，律师需要不断通过握手，扶胳膊等肢体动作来给她鼓励和安慰。
一审期间，丈夫打电话来让她给家里充电费。她想都没想就去了，怕违背他的意愿后会被报复，她没有把握一定能保护好女儿。
以爱之名
几次庭审都是不公开审理，法庭显得空空荡荡。一开始，丈夫试图证实夫妻关系仍然可以挽回，他看着法官说，芦苇温柔善良，一直用心地照顾家庭，是律师在中间挑拨他们离婚。芦苇盯着他那张脸，突然觉得很“恶心”，第一次正面反驳他，“我不是个提线木偶，不是个三岁娃娃，要不要离婚我自己知道。”
后面再开庭时，丈夫的说辞全变了，说她特别强势，每次打架都是她先动手。芦苇气得整个人在发颤，她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“说人话，胡说八道是要遭报应的。”
法官敲了一下法槌，“注意言辞”。
漫长的诉讼过程让生活滞重不前。虽然离开了家，但芦苇几乎每天都需要去小区附近坐班车去新校区工作，每次靠近曾经的住处，她的身体就忍不住紧绷。
她不止一次质问自己，我是不是真的看人眼光有问题，才会跟这样的人在一起生活这么多年？是不是我真的有一部分是残缺的，才会招致这样的命运？
她甚至想到过撤诉，重新回到那个家庭里。这个念头浮现的时候，她自己也吓了一跳。但它确确实实出现了。除了对陈志平的恐惧，还有一些别的在拉扯她。
陈志平是她第一个男朋友，后来成为丈夫，她们是老乡，也是大学校友，毕业后芦苇留校任教，丈夫在北京，后来为了家庭调回成都。他不是没有付出过。
她们家小区旁边有条美食街，很多次，她和丈夫一起步行过去，招待共同的朋友。我们走到小区偏门，从那里可以看到她之前的家。她指给我看，阳台上的大芦荟是她买的，其他花是丈夫种的，杜鹃，茉莉，花开的时候整个阳台都是香的。让人有理由相信，或者欺骗自己，一切会好起来。
“我们曾经共同的经历，至少那种亲情，你让我一下子割舍掉，就相当于我把自己的一部分扯出去，然后扔掉一样。”之前，女儿每次被打后，芦苇总会推门进来安慰，说“爸爸的出发点是好的，他是爱你的。”
直到庭审中，丈夫说女儿早恋，处心积虑要拆散整个家庭。她才真正下定决心，要走出这场噩梦。
她本以为自己的隐忍能够保护女儿。女儿上小学的时候，有次两个人在餐厅吵架，女儿突然用头撞击白色大理石桌面，问是不是自己做的不好，没有考第一，爸爸才会生气？为了不给女儿造成阴影，她走过去给丈夫跪下。
现在她意识到，没有人能在漩涡中幸免。当暴力发生的时候，爱已经消失了。
提起离婚诉讼之前，芦苇从来不知道成都有那么大。上学的时候，她的行动轨迹在两个校区之间，很少去市里面闲逛。结婚工作后，两点一线，去上班搭班车就能到。“多亏了这个事，把这些年要去的地方都补完了。”
思涵一开始对妈妈畏缩不前的态度很失望，有一次，芦苇提起想要撤诉，思涵心里压着火：“要回去你回去，反正我是永远不会回去了。”法院调查期间，曾把思涵叫去问话，法官问她，你支持哪一方？思涵说，我哪一方都不支持，我只是想离开。
但有时看到妈妈失眠憔悴的模样，她也质疑过自己，我是不是把事情闹得太大了？思涵说，后来她才察觉，无论情况有多复杂，妈妈从来没有让她参与过庭审，每次都是独自面对，是在尽力保护她。“人在一个环境里呆久了，改变是需要时间的。”
思涵也在重新长大。一审期间，她离开生活了18年的城市，去北京读大学。她觉得自己抵达了一个新的世界——爸爸不在身边，没有令人恐惧的规矩，不必担心被打骂。
大一暑假，她参加了汶川地震十周年回访的实践活动。在北川，她遇到一个姐姐，地震时被滚石砸到浑身多处骨折，活过来完全是运气好——当时有个司令坐直升机下去的时候,正好降落在她们那个山头，发现了她，用直升机把她送去医治。现在那个姐姐在救治她的医院当了护士。
那次经历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她。“就让我感觉人还是要走自己要走的路，要向前看，好不容易出来了，还在那里郁闷，会很浪费。”
她在图书馆查了法律条文，《婚姻法》中明确规定了准予离婚的条件，其中之一就是“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，遗弃家庭成员”。思涵觉得也许很快就能彻底解脱了。
2018年11月15日，一审判决结果出来，成都成华区人民法院驳回了芦苇的离婚请求。法院认为，双方夫妻感情并未完全破裂，只要加强沟通，珍惜感情，以家庭为重，彼此互相理解、谦让，就有和好可能。法官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解释：“（按照）传统的思想观念，宁拆十座庙，不毁一桩婚，要给双方冷静期。”另外，法官称，他对本案当事人是否构成家庭暴力“持保留意见”。
第二天，在北京读书的思涵知道了消息，当时忍着没有崩溃，一周后，她在大学课堂上绷不住，大哭起来。
思涵更担心妈妈的情绪，以为她可能要放弃了。但这次，芦苇很快递交了上诉状。在打官司期间，她查找了无数个关于家暴的案例和法律法规，为那些从来没见过的女性难过。跟她们比起来，芦苇觉得自己已经很幸运了，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此做些什么。
爸爸的影子
长达两年的离婚案让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产生了变化。
芦苇听到手机震动的声音会很紧张，总觉得是陈志平打来的，她把各种重要的文件全部备份，扫描成电子版，手机上的密码重新设置成更长更复杂的那种。时至今日，如果有人忽然出现在她面前，或者忽然大声说话，她还是会浑身发抖。
思涵见到尖尖的，锋利的东西会恐惧，那让她想起爸爸向她扔过来的水晶球，玻璃杯和暖水壶的碎片。她的头发留了好几年了，一直没有去剪过，她害怕那把剪刀，总觉得它在脑袋上动来动去会很危险，甚至会插入自己的脖子。
大一的时候，有一回她下定决心要去理发，人已经站在理发店门口的台阶上了，脑子里突然闪现那些画面，腿开始不听使唤地抖，一分钟，五分钟，她还是没有勇气推开门，最终跑开了。
之前，爸爸总告诉她，外面很危险，她从来没有单独出过远门。一直到现在，她都特别害怕跟人交往，走在街上，她特别讨厌人多的地方，见到总是绕道走。
她对自己的婚姻没有期待，觉得那是一件成本高昂，代价惨烈的事。
这两年来，思涵也听了很多关于爸爸的故事，“都是转述”，被妈妈，律师，同学甚至买菜大叔说了一圈才传进她的耳朵里。
陈志平和芦苇一样，毕业于成都一所重点高校。起初他被分配到北京一个研究所工作，后来到了外企做技术。他从小身体就不好，在家庭里是被忽视的那个，芦苇听他讲起过小时候，他的爸爸经常打骂妈妈，“还飞过刀子”。后来他考上大学，辛苦工作，出差到一个地方，家人对他的期待就是“带东西”。
在当年的大学宿舍里，他显然不是出色的那个。他很少去同学聚会，有回他带着芦苇参加一个饭局，跟别人比起来实在没有什么可炫耀的，就拿她当招牌，“我老婆是大学老师。”
为了几十块钱的电话费扣款，他可以打无数个电话，让人家两倍赔偿；出租车司机绕路，他会投诉到底。芦苇一开始觉得丈夫是维护自身权益，后来才意识到，他所维权的对象，某种程度上都是相对弱势的群体。
2016年4月，他告诉芦苇自己失业了，公司裁了好几个人。后来芦苇听他们同事说，公司只裁了2人，他是其中之一。
思涵也很困惑，爸爸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记忆里，他很少开心地笑过，只有喝酒的时候例外。在家里，爸爸存着啤酒，葡萄酒，红酒，德国黑啤。那好像是他麻痹自己的一种方式。“但我觉得他不是真的喜欢喝酒”，20岁的女孩放下水杯，目光坚定，“他只是喜欢那种喝醉的感觉。”
虽然一审就把位于成都的房产判给了芦苇，但丈夫仍然住在那儿。邻居几天前还见过他。印象里，他对人还不错，有时候家里没打印纸了去找他借，他二话不说拿很多出来。他们觉得陈志平打人是不对，但也能找到理解他的理由：
一开始在研究所，年头越久越有价值，为了思涵妈妈才到外企，调回成都。这些年外企形势急转直下，他心里懊恼也正常。
思涵已经两年没有见过父亲了，今年3月，她查出来甲状腺癌，需要做手术，这个病爸爸也有。然而跟疾病比起来，思涵更怕他会来医院闹事。
手术前一天，姥姥在小区保安室留了字条给陈志平，他发来短信，问怎么回事，思涵回复他，想要跟他聊聊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，陈志平没有再回复。
法庭上，陈志平把所发短信作为自己关心女儿的证据，芦苇说，他告诉法官，女儿没有任何回复。
2019年6月20日，经历了半年的庭审取证过程，重审判决结果终于出来。律师把判决书电子版发给芦苇时，她没敢点开文件，女儿思涵把手机拿过来，打开文件直接滑到最底下，法院承认了家庭暴力的存在，但驳回了有关精神赔偿5万元的诉求。
思涵只关心结果，“判离了！”她惊呼。
回家
表面上看起来，离婚案已成定局，但芦苇并没有感觉轻松。她说自己好像从一个牢笼到了另一个牢笼。
有一段时间，她频繁地去翻评论，网友大部分表示支持，但也有一些声音刺痛她。有人会说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丈夫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家暴她呢？“那意思是，我还是有错的了？”她很愤怒。
事情传开之后，同事们表面上没有说什么，但她知道，背后是有流言存在的。有朋友问她，家暴的事之前为什么从来不提？
“我不想像个祥林嫂一样。”她说，每回忆一次，都是揭开伤疤给人看。
她去报了健身课，想让自己忙起来，不然总忍不住胡思乱想。“我都50来岁了，我离了婚，到底是什么？大家都觉得离婚是失败者。
提起诉讼后，芦苇查了很多资料，全国妇联的抽样调查中，遭受过家庭暴力的妇女高达30%，因家暴而犯罪的女性比例占到60%以上。“要是我自己的话，我可能就悄无声息地算了，但我想争取这个精神赔偿，就是一个范例。”
如果成都的房子判回来，芦苇想把一间房子作为流动受家暴妇女庇护所。离开家之后到处躲闪的日子她体验过，想力所能及的做点什么。
辩护律师万淼焱说，在她见过的案例中，芦苇母女已经算是非常幸运的了。母亲是高校教师，女儿就读名校，本身就拥有一定的社会资源。而更多的家暴受害者，处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土地上，是失语的。
7月10日，成都阵雨，芦苇赶到法院提交了上诉状，请求赔偿物质及精神抚慰金5万元。法院的人告诉她，就在几天前，丈夫也提交了上诉状。对方否认了家庭暴力的存在，要求改判不予离婚，如果要判决离婚，在分割财产时，需将70%共同财产分入自己名下。
芦苇上诉的第二天，思涵瞒着妈妈回了曾经的家。逃离两年，这是她第一次踏进小区。她想把同学送的贺卡和礼物拿出来，还想当面问一问爸爸，有没有反思过自己做的事。
电梯升到五楼时，她听到了爸爸的声音，马上躲到按键的门框后，按了6层，“我还没准备好”。
在6楼的楼梯上，她坐了很久，终于下定决心，先去家里看看奶奶。敲了10分钟的门，大声叫了不知道多少声奶奶，门里面仍然什么声音都没有。
锁芯已经被换掉了，她去找了保安，让保安联系了一位开锁师傅。
楼道里的灯是触摸延迟，开锁师傅砰砰撬门的时候，她一直用手指扒在上面，害怕突然到来的黑暗。十几分钟后，门开了，正对着门的那个监控还在，家里的走廊灯突然亮起来。思涵吓了一跳，拉着开锁师傅一起进门。
奶奶突然走了出来，很平静地问思涵，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她一直都在屋里面。思涵跟她打了声招呼，转身回去收拾东西。
衣柜里塞了臭鞋子，贺卡和礼物，还有自己最珍贵的笔记本全都不在了。
听到门口有狗在叫，思涵走出去，看到爸爸熟悉的样子。他戴着眼镜，脸圆圆的，肚腩突出来，很普通的中年男人的样子。但暴怒的时候那张脸看起来很可怕，眼神冷酷地从镜片后扫上来。
“马上给我换回来！”他正对着开锁师傅怒吼。看到女儿后，他立马报了警。
“有人非法入室，把我锁撬开了。”
“是认识的人，但我没同意。”
思涵哭喊着质问他。“我是你女儿，我为什么不能回家？”“我在这里生活了18年，我为什么不能回来取我的东西？”
他怔了一下，开始把矛头对准开锁师傅。质问他的职业道德，师傅身高不到1米7，工作服褶皱老旧，呆在那里没有说话。
邻居闻声出来，劝陈志平算了，是亲女儿，怎么还报警呢？他没搭腔，对着正痛哭的女儿说，不能走，等警察来。
晚上12点左右，警察到了现场。思涵妈妈听到消息后也赶了过来，陪思涵去做笔录。丈夫推开派出所的门进来的时候，她直直地看过去，倒是陈志平把头扭开，径直坐在了另一侧的座椅上。
凌晨三点钟，思涵和妈妈挽着胳膊走出来，表情平静。那天，她更新了朋友圈：我终于，在朋友和长辈的见证下，勇敢地面对了两年来我所逃避的，变得坚强和强大了一些。
思涵说，成都的房子判回来之后，她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擦一遍洗一遍，晒一个星期之后再住进去。小时候她特别反感爸爸不经允许就进入她的房间，现在不知道自己的房间有没有进去过陌生人，“想起来就恶心。”
那天去找爸爸的时候，她在院里遇到了小时候教她画画的老师，画室就在小区里，她走进去和老师打招呼。老师用四川方言热情回应她，转头对画室里的孩子们说，这是以前画画班里的优等生。
思涵有点害羞地跟弟弟妹妹们打了招呼。马上要上课，孩子们一个个冒着雨走进来，脸上都带着无忧无虑的笑容。
思涵转头向老师告了别，推开门，撑起紫色碎花雨伞，走入雨中。
上周六，她终于去了趟理发店，剪短了头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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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cret Garden《The promise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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